2021年6月3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三星堆遗址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王巍教授在我校国际学术大讲堂做了题为《聚焦三星堆—探索蜀文化》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

王巍教授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美洲考古学会终身外籍院士。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曾主持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内宫殿区、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基址、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重点项目和国家重大科技支撑项目。主要研究领域为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出版论著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王巍教授从多个方面讨论了三星堆与蜀文化的相关问题，首先是介绍三星堆遗址三十五年前发掘的1、2号坑基本情况，包括金面具、铜眼睛型器、牙璋等引起世人关注的遗物，并指出青铜器肩部装饰立鸟是三星堆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特色。随后王巍教授针对社会上围绕三星堆新发现引发的讨论，指出探讨考古问题应该听从专业人士意见，不能追求舆论轰动效应。并介绍了进入新世纪后将三星堆考古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在成都平原开展区域聚落形态考察、对三星堆文化之前的“宝墩古城”重点发掘、勘探发现由三座小城组成的三星堆大型城址、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工作，以及重启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契机。随后王巍教授介绍了本次发掘与三十五年前发掘相比的巨大进步。包括发掘与保护的工作理念、多团队合作与学科融合、实验室前置考古现场、与新媒体合作开展公众考古等，认为这些创新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的前进方向。

王巍教授着重讲述了本次发掘的主要发现，首先是确认了“祭祀坑”并不是同一时期形成的，之后按照顺序介绍3号坑至8号坑的发掘情况。3号坑集中出土精美遗物，发现大量象牙及迄今所见最大尺寸的青铜面具、众多青铜容器与青铜人像。4号坑也埋藏很多象牙，且火烧痕迹较为严重，出土玉凿、跪坐铜人、金饰品等。5号坑出土大量金箔片、象牙器和目前所见最大的金面具，可能是蜀王祭祀使用之物。6号坑基本发掘结束，除木箱外无遗物，箱内发现有丝织品痕迹。8号坑是体积最大的一个祭祀坑，发现大量红烧土块，推测附近有神庙性质建筑，红烧土可能为其废弃后遗存。坑内还第一次发现明确的石磬，其周围还发现铜铃，与古蜀礼乐制度相关。

王巍教授认为，三星堆遗址的遗存大约为距今4400至3000年，三星堆遗址的第二期属于三星堆文化，“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晚期形成的，可能是鱼凫王系创造的文化。至于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关系，王巍教授指出，两者有不少相似的因素，包括带眉毛的金面具、有领的玉璧，陶器也可看出传承关系。但也有区别，如金沙遗址没有发现大量铜人像和铜面具。两个遗址年代前后衔接，略有重叠，很可能代表古蜀国内不同势力集团，并有着权利更迭。对于古蜀文明与夏商王朝之间的关系，王巍教授认为，以玉璋、玉璧等为主体的祭祀类玉器的出现，反映出三星堆文化早期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而海贝、青铜礼器等文化因素的出现，则是三星堆文化晚期和金沙·十二桥文化接受商王朝文化影响的结果。

之后，王巍教授围绕几个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第一是三星堆所见的中原文化因素，包括龙的观念、编钟与铜铃、人像传统、祭祀用玉器、大型仪仗用具、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青铜礼器和青铜铸造技术。第二是蜀地丝绸来源，四川先民来源之一是甘肃南部的马家窑文化，很可能是他们将黄河流域的养蚕技术带入蜀地。而这也有可能与古蜀国第一代国王蚕丛有关。第三是关于三星堆文化中域外文明的影响问题，认为不排除域外文明对三星堆文化产生过影响，但联系时应满足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条件，学术界应严谨地探讨这一问题。第四是关于目前焦点问题的讨论，认为三星堆所发现的这批坑状遗迹应当与祭祀密切相关，并不是一次性同时埋藏，也不是敌对人群摧毁三星堆后埋藏；三星堆与金沙不存在暴力性取代迹象；青铜面具是以当地人面部特征出发，基于现实的神话产物；三星堆文化使用文字的的可能性不大，但不影响三星堆文明的地位。

讲座结束后，王巍教授对同学们的提问做出了回答，针对三星堆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宝鸡国墓地与金沙·十二桥文化关系；商王朝文字是否传入；有领铜璧、玉璧出土位置及其与其他器物组合情况等问题一一作出解答。王立新教授最后做总结，指出了王巍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格局宏大，有学术高度，有人文情怀，并对王巍教授带来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

报告会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处共同举办。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王立新教授主持了报告会。（苗霖撰稿，王立新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