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 月8 日至12 日，第七届东亚考古学大会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举行。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50 余位学者（含留学生） 出席。大会共设44 个分会场，并发布了31 块海报。这是自东亚考古学大会举办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议题最为广泛的一届。其中，与会中国学者超过百人(参会人员的数量以提交论文的作者名单统计，实际到会人员可能略低于此)，占与会代表的1/3 （见表一）。

相较于以往各届大会，此次参会代表更加多元，研讨内容的时空跨度更大，针对性更强。大致归纳有如下一些议题：1.早期中国，从聚落到城市，社会复杂化进程，青藏高原的史前时代；2.史前时期的技术、经济与社会变化，考古新技术，生物考古，栽培与环境，食物与社会，冶金考古，陶器分析；3.海上丝路，海洋考古与历史，贸易、城市发展与航海；4.东亚考古中的民族主义，东南亚历史考古，日本考古，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外部影响，朝鲜考古，中朝关系（前2 世纪-10 世纪）；5.景观考古、游牧社会与中亚，从天山到阿尔泰；6.遗产管理与考古学家的角色等。粗略统计，各国学者提交论文中的一半（154 篇）讨论的是中国考古学。

由于会议规模大，很难将各组讨论内容一一加以介绍，这里仅就部分热点议题做一概略的归纳介绍。

多学科交叉：为深入探讨青藏高原的史前文化提供支撑

青藏高原的史前时代为本届大会的一个热点，共设两个议题组。参会学者来自兰州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考古研究、四川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匹茨堡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各国学者通过在青藏高原的考古调查、动植物遗存分析和年代检测，报告了各自取得的成果。其中，兰州大学的学者认为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散采取了三步走模式：即2万年前季节性游猎进入；距今5200 年前由黄土高原扩散至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谷；距今3600 年前永久定居到高海拔地区。促使人类进入青藏高原并能够在高海拔定居的最主要因素是农牧业的传播（大麦和养羊）。这一变化也可能导致了甘青地区生活在不同海拔高度的群体采用不同的生业以应对气候变化。

来自不同国家的科研团队依据各自的学科视角，从考古新发现、遗存分析、年代检测、动植物考古、古DNA、骨骼碳氮同位素、热时模型、岩画等方面对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的族群迁徙、文化交流和生业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四川大学的学者通过对5 座遗址的研究，提出青藏高原多资源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时间框架。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学者介绍了通过计算机模拟的青藏高原边缘早期生业剧变的机制和尺度。牛津大学的学者通过对四川安宁河谷考古资料的梳理和空间模式分析，对青藏高原东部早期遗存的比较尺度提出反思。年代问题历来是困扰青藏高原史前文化研究的难点，有学者就以往一些遗址年代的高估和断定等问题进行了热议。上述讨论为全面理解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动力和机制提供了更多思考。

来自印度加瓦尔大学的Nautiyail 教授发表了“跨喜马拉雅前佛教时期的葬俗、熔融术及贸易兴起的考古新证据”的报告。（pyrotechnology 的pyro-系希腊语“火”之意。该词指用火加热冶炼制作金属、陶瓷、滑石等合成材料的专门技术。也有人将此词译为“熔融学”）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喜马偕尔邦及印度北安恰尔邦地势险峻，属于高寒沙漠气候，是人类最不宜居地区。当地以往的考古主要针对公元10 世纪以来的佛教艺术和建筑。是否更早就有人生活在这里？尚不清楚。Nautiyal 介绍了近年在北安恰尔邦的Malari 遗址、喜马偕尔邦金瑙县的Lippa、Kanam、Ropa 遗址及Spiti河谷的新发现。这些遗址海拔2745-4500米。其中，喜马偕尔邦发现的均为石板墓，Malari 为洞穴墓，表现出强烈的区域色彩。墓中出有陶、铜、金、贝、坩埚、炉渣等遗物及大量装饰品，后者包括各类石珠、圆形贝饰、铜镯、金片和烧制的珠子。在Lippa 遗址还发现有石构建筑。墓中的随葬品显示此地可能存在一个手工业中心，并与周边贸易往来。其中，随葬陶器的种类和风格共性很强，表明葬俗各异的群体之间有密切的文化联系。以往在金瑙等地发现的陶器与北安恰尔邦、木斯塘、西藏西部的极为相似，说明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居民长期使用类似陶器，但埋葬习俗则各不相同。测年结果表明墓葬的年代上限达公元前6~5 世纪。

Nautiyal 根据出土坩埚和炉渣认为，当地存在金属冶炼并有掌握了非金属熔融术的专业匠人。通过对表面挂釉滑石珠的成分分析，可知其烧成温度超过900 度。但也有学者根据当地滑石原料不佳，对此类制品是否为当地所产持怀疑态度。其他各类装饰珠（玛瑙、绿松石、海贝、肉红石髓、滑石等）的发现为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内外交流提供了线索。研究者指出，此地的玛瑙可能是从印度河流域传往西藏，绿松石则反方向从西藏传往印度。经对贝类装饰品原料检测，证实全部为产自沿海的印度铅螺（Turbinellapyrum）。此类材质的使用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并延续至历史时期。此类物的出现为沿海与跨喜马拉雅最早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证，也为早期贸易通道的重建提供了可能。目前在印度尚未发现绿松石矿，其来源还有待研究。

印度在此地的考古远远落后于我国西藏和尼泊尔。上述工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也为公元前6-5 世纪当地的族群、手工业和贸易流通提供了考古和年代证据。这一发现对我国西藏考古及相关研究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从点到面：植物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

近十年来，中科院的学者在微体植物遗存鉴定有长足的进展，在农业起源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其中，如何准确鉴定古遗址中粟及近缘野生祖本是植物考古学家关注的热点。植硅体分析技术最近在鉴定农作物种类、确认驯化种和野生祖本研究中被广泛应用。通过对黍、粟、稗及狗尾草等植物小穗稃片中植硅体形态的比对，首次建立了黍、粟、稗的植硅体形态鉴定标准，进而利用统计学建立了区分驯化粟及祖本青狗尾草、以及其他几种狗尾草属野生近源种的标准，为解决粟、黍起源和传播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提供了新途径。

随着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同位素分析） 数据的积累，对史前人类生业模式的探讨正经历从少数重点遗址扩展到更大的空间尺度的研究，为认识不同时空阶段人类适应环境升级方式的异同提供科学依据。淮河流域的植物考古显示，上游河段在距今8000 年前已出现粟-稻混作现象；但中游河段的粟-稻混作迟至距今6000 年左右才出现，这可能反映了不同区域的环境差异和人类的应对方式。兰州大学的学者通过对柴达木盆地5 个典型遗址的动植物遗存分析和年代检测指出，诺木洪文化群体的年代应在1400BC-450 BC之间，其生业方式包括了种植大麦、黍（可能辅以少量小麦、粟）、养殖牦牛、羊（可能还有马、狗）及少量的狩猎活动，以适应柴达木盆地恶劣的气候和环境。这项研究显示出史前人类生业模式的探讨正在从少数重点遗址扩展到更大的空间尺度，将有助于了解不同时空阶段人类应对环境变化的方式提供科学依据。

中科院学者用海报介绍了通过对陕西汉阳陵15 号外藏坑和西藏阿里噶尔县苯教寺院古如江寺所出植物遗存中的植钙体进行分子生物分析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比研究证实，此类遗存为茶叶，由此证明汉代皇室已有饮茶习俗。茶树在青藏高原无法生长，印度引种茶树也仅有200 来年历史。这一研究证明，至少在1800 年前，内地开始向西藏阿里地区输送茶叶。这提醒我们，丝绸之路很可能是网状结构，其中一个分支通向了青藏高原的。此项研究的另一价值是利用植钙体分析建立了茶叶类遗存的鉴定指标，对探索茶叶的起源有重要意义。茶叶的起源应该早于汉代，希望上述研究能进一步激励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加以重视。

海上丝绸之路：新的热点

有关海洋考古与文化交流是本届大会的热点。议题较多集中在历史时期的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的考古发现、外销瓷、沉船与海洋贸易以及华南沿海汉人的形成发展、胡蕃融合等。也有学者介绍了菲律宾、马里亚纳群岛、我国台湾地区发现的西班牙殖民遗迹，爪哇等地发现的中国、越南、泰国的贸易陶瓷及中国古代窑业的伊斯兰文化、高棉陶瓷与中国陶瓷比较等。中世纪日本的对外联系主要依赖海洋，相关的讨论涉及都市化、海盗、商船分类、地理空间关系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约翰?迈克斯（John N.Miksic）教授在大会闭幕前作了“公元1-1500 年海上丝绸之路”专题演讲。“海上丝路”的传统概念是古代中国经东南亚与西方的贸易史研究。迈克斯则站在东南亚的立场，运用考古、文献与民族志阐述以东南亚为中心的航海贸易史。其论点有三：1.以东南亚为中心最早的海洋淘金者是新石器时代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即南岛语族）。2.据考古资料与印度文献表明，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源于公元前300 年，远早于印度文字、雕刻、寺庙等文化特质的传播。3.港口、沉船等遗址记录表明，公元7 世纪以后，来自中国和阿拉伯的海商活跃于东南亚。这一新的学术动向值得关注。

技术方法突破：重新认识人类演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随着科学方法和技术进步，以往考古研究和认识方面的某些局限将被突破。过去普遍认为，现代人最早在5-6 万年前扩散到亚洲东南部和澳洲。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的学者利用钾长石测年技术(据说该技术可将测年范围延长到距今50 万年。详情请查阅今年的《自然》杂志)的最新研究显示，人类至少在11.8 万年前已抵达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此外，古DNA 技术对欧亚大陆人群扩散的历史、动物驯化及传播等也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手工业研究

有关中国古代手工业的讨论兹举两例：有学者研究了中国东部新石器时代玉珠、玉管的技术发展脉络，指出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难度最大的钻孔技术经历了石锥、钻弓到管钻的变化。崧泽文化的进步得益于线切割、片切割和管钻的出现。良渚文化大墓出土玉珠、管的规整化现象既是技术进步的体现，也与玉管、珠的社会功能变化有关。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梳理了战国铁工业的区域差异。考古证据表明，秦国的铁工业在生产规模上并无明显优势，甚至相对落后。三晋地区作为发明生铁技术和铁产品的制造中心没有异议，但不能因此忽略楚国。后者不仅较早普及了铁农具，战国时期的铁兵器与铁工具的制作也不亚于三晋。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战国时期三晋、楚、燕的铁工业各具特色，规模相当。反之，秦地墓葬所出铁器却不及以上地区。居址和作坊数据也显示秦国铁器生产的整体规模与列国存在差距。因此，秦国冶铁业的发展对秦帝国在统一进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还值得三思，冶铁技术在长江流域的发展更要关注。

区域考古与国际化

本届大会四川考古研究院派出5 位代表参加，显示出该院对考古学研究国际化和培养学术带头人的高度重视。本届大会以“中国四川考古”设立一议题组，讨论内容涉及：“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巴文化的新发现”“骆家沟汉代遗址”“成都平原史前遗址的地理空间分析”和“金沙遗址的聚落”。精彩的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吸引了美、日、韩、澳大利亚及港、台地区的不少学者前来旁听，并展开了热烈讨论，显示出各国学者对中国和四川考古的关注。

东北亚、北亚和南亚考古

此次大会缺少对南亚的讨论。日本除前面提及的以外，仅有个别学者讨论了晚期绳纹时代和北九州早期石室墓的仪式活动。韩国学者热衷于讨论韩半岛青铜时代至三国时期的考古及考古的民族主义情绪。北亚及中亚的议题以阿尔泰（包括新疆） 地区史前至匈奴考古为主。阿尔泰山跨越四国，有不同的语系，研究者也习惯按学术传统将此山系作为南西伯利亚、中亚和中国的分界。此次俄国学者的讨论多专注于遗址的景观、仪式、鹿石、岩画、游牧社会、气候环境等方面，大多缺乏新意。其中，O’Sullivan 的“区域间的交互与景观透视”通过对公元前2 千纪阿尔泰岩画的图案和各种显著特征的分析，强调阿尔泰山脉属于一个跨区域的社会??文化体系。宏观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岩画所处位置的生态地貌，这对探究岩画图案、载体、河流水系及山脉的内在联系很有帮助。此前，该区域的文化交流研究大都集中在铁器时代，但实际上有很多岩画属于青铜时代。

本届大会的另一亮点是有不少欧美留学生前来参加。相较于前几届大会，留学生的国际化程度更高。他们的报告大多介绍自己的课题或博士后期间的研究，角度较新颖。有很多留学生的海报做的很棒。大会的缺憾是有些议题过于宽泛，发言时间多，讨论时间短，这也是不少大会的通病。还有就是传统的中国考古发现研究不多，特别是周秦汉唐历史考古的内容太少。

为配合本届大会召开,哈佛大学美术馆专门举办了“中国西北史前陶器特展”（2016 年5 月21 至8 月14 日）。展出的60 件陶器为哈佛大学美术馆和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博物馆的收藏，主要为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陶器。在展厅特设了两个专柜，一个展出上世纪初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所出的彩陶（片）；另一个放置中国甘肃省调查采集的制作彩陶的粘土、矿物颜料及彩陶复制品，以便观众深入了解彩陶的制作发展、工艺和跨区域的文化比较。该展览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助理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王安博士后、洪玲玉研究员和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傅罗文教授策划，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协助进行展品拣选、整理和相关研究。

大会开幕前，哈佛大学美术馆专门举办了一场小型学术研讨会，邀请李水城教授和洪玲玉博士就这批展品的性质和内涵与部分参会学者进行了研讨对话。

来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华仙，作者记：董广辉、杨晓燕、秦小丽、吕红亮、吴春明、洪玲玉、艾婉乔、傅罗文、安赋诗、唐小佳对本文均有贡献，特此感谢！)

补记：东亚考古学首届大会于1996 年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市举行。此后，大会每四年举办一届。后来的历届相继在英国多勒姆、韩国大田、中国北京、日本福冈、蒙古乌兰巴托举办。在本届大会上，朴洋震主席（韩国忠南大学）卸任。安赋诗（美国宾夕法尼亚印地安纳大学）担任新一届的主席。

《中国文物报》7月29日5版)